“你看看吧，你的好士兵在受欺侮呢！”我将望远镜递给他。

他朝下望了一会儿，恨恨地说；“这个大胡子，太可恶了！”

他走出去，双手撑着铁塔栏杆，俯身朝“大胡子”喊：“把帽子还给他！”

他真的非常愤怒，气得脸都涨红了。这就更加使我要笑出声来。

他从踏板上抓起雪，攥成结结实实的雪团，瞄准“大胡子”打去。

雪团接连打在“大胡子”身上、肩上、头上。

“大胡子”扔掉军帽，仰起脸，对我们哇啦哇啦叫喊了一通，示威地向我们跺脚、挥拳。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赶紧捡起自己的军帽，拍了拍雪，端正地戴在头上，随后就去拉扯“大胡子”，想把“大胡子”拉回铁塔上去。

“大胡子”凶狠地推开他，竟跳起舞来。我们看不出他跳的什么舞，但都觉他跳得棒极了。真的，跳得棒极了！他忽而蹲下，忽而立起，蹲下时单足雀跃，立起时双脚踢踏，将那一片雪地上印满了杂乱的脚印。他边跳边拍手，口中发出“嗨！嗨！”的喝吼，像风车似的旋转。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有几分醉意。而这几分醉意，又使他的每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认真又那么滑稽，那么娴熟又那么笨拙。滑稽得优美，笨拙得可爱。

我们都看得发呆了，他跳得真来劲儿！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不知如何是好，站在一旁，样子显得非常窘迫非常尴尬。他一会儿抬头望望我们，一会儿又哀求地对“大胡子”说几句什么。他那样子使我们不难猜到，他心中肯定觉得他的“大胡子”伙伴在我们中国边防战士眼皮底下如此忘形失态，是件丢尽他们苏联边防军人脸的事。

我为证实自己的猜测，从郭晓东手中拿过望远镜，公然朝他观望。

我猜测对了，他那张英俊的脸上，呈现出孩子般的羞惭神情。他仿佛都快哭了。

我突然觉得，我和他之间，我和这个可能与我同龄的、有着一头金黄色卷发和一双蓝眼睛的、年轻而英俊的苏联士兵之间，产生了某种相通的东西。那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当时无法细想下去。我只来得及想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一时刻，我充分理解他。理解他脸上那种神情。如果我的一个伙伴这么丢我们中国边防战士的脸，我肯定抡枪托狠揍。

“别看了，你那名好士兵都要哭了！”我低声对郭晓东说，将望远镜塞给他。

他再次举起望远镜朝下望，自言自语地说：“他是一名好士兵。”

我明白班长为什么这样说了——他尊重军人的荣誉感。

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表达，都是令人感动令人起敬的。军人的荣誉感，是军人的灵魂。

“他是一名好士兵。”我也不禁低声重复了一遍班长的话。

班长转过脸看了我一眼。

我立刻低下了头。这种古怪的、荒唐的感觉，真真实实地在我心里产生了，并且扩充着，我对自己这种说不清的感觉不禁害怕起来。

“大胡子”的单人舞表演，开始得突然，也结束得突然。在我们不留意时，匆匆收场了。

一队巡逻兵从他们的铁塔后面出现了。

“大胡子”遭到严厉训斥。

他在原地被罚站。

苏联巡逻兵离开时，一名下级军官从“大胡子”头上扯下军帽，带走了。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摘下自己的军帽，替“大胡子”戴在头上，转身走回铁塔。

我和班长也回到了“红房子”里。

我们围炉子坐下烤火。

班长低声说：“他心眼挺好的。”

我说：“心眼好的人哪儿都有哇！”

他没吭声。

隔会儿，他又说：“咱们以后留点神，也许会听到‘大胡子’喊他的名字呢！”

我说：“谈点别的行不行？”

他就又不吭声了。

我走到小窗口，朝对面望去，高高的铁塔上，那年轻的苏联士兵双手捂着耳朵，发现我在观望他，立刻放下双手，转过身去，持枪站得笔挺笔挺的。片刻，他走下铁塔，走到了“大胡子”跟前。

他对“大胡子”说过些话后，轻轻推着“大胡子”，一块儿登上了铁塔。到了铁塔顶，“大胡子”像个孩子似的伏在年轻伙伴的肩头哭泣。大概他的酒劲彻底过去了。

看到两个苏联士兵这么富有人情味地和好了，我不由得微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