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会儿，他回答：“你站在敌对的立场，才那么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放下望远镜，转身瞧着他，用争辩的语气说：“难道你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思考问题吗？”

我的反问太尖锐，他一怔，脸红了，默默坐到火炉旁，缄口不言。

其实我不想同他争辩。我道出的并非我的思想，仅仅是我的一种感觉。那个年轻的、显得十分警惕、神经过于敏感的苏联士兵，比起他的“大胡子”伙伴来，更使我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边防士兵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早已暗暗贏得了我的几分敬意。但也正是这一点，在我心理上同时引起另一种对应的情绪——敌意。每当我用望远镜注视他时，便不由得不这么想：倘若这道边境线上突然发生战端，在他和“大胡子”之间，我首先要击毙的是他。否则，我必定死在他枪膛里射出的子弹之下。我无法从头脑中排除这种潜意识，想排除也办不到。

“如果我是一名军官，我希望手下的士兵都能像他那样。”郭晓东又低声嘟囔了一句。我听得出来，他对我刚才的抢白有些不服气。

“如果我是一名军官，我倒希望手下的士兵，没有一个头脑里会产生你这种古怪的想法！”我的确觉得他的想法太古怪了！这种古怪的想法，在这说不定明天就枪炮大作、硝烟弥漫的边境线上，在我们的“红房子”里，在一个担负边境守卫任务的兵团战士头脑里产生，简直让人不能容忍！我觉得我有责任将他头脑中这种念头连根刨掉！在边境线那边，最好的士兵，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我和他，正是最坏的敌人！这一点甚至都算不上什么哲理，而只是一个简单明白的道理。

他再次受到我的抢白，又缄口不言了。

我还想对他说几句我自以为很深刻的关于战争的话，我的望远镜中却出现了一场好戏，使我那些来不及在头脑中组合成语言的思想变成了拂乱的棋局。

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大胡子”已喝得醉意醺醺，攥着酒瓶子，嬉皮笑脸地纠缠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要往对方口中灌酒。对方摆脱了他，踱到铁塔栏杆另一端。“大胡子”跟随过去，继续嬉皮笑脸地纠缠。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朝我们的“红房子”望了一眼，也许他猜测到了，正有一双眼睛，通过望远镜瞧着他们之间演的这场戏。他突然生气了，对“大胡子”咒骂了一句什么，从“大胡子”手中夺过酒瓶，使劲一挥臂膀，将酒瓶抛到了半空中。他将“大胡子”推开，正了正被“大胡子”弄歪的军帽，双手握住了胸前的冲锋枪，恢复了自我意识很强的边防士兵那种庄严的军人姿态。

酒瓶子像一颗手榴弹，在空中划了一道看不见的弧，飞越边境线，朝我们的“红房子”飞来。转瞬间，一声脆响，在我们“红房子”外的钢板上撞得粉碎。

郭晓东一跃而起，迅速抓紧他的枪。

我朝他做了一个让他安定的手势，继续通过望远镜观望。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没想到酒瓶会砸在我们的“红房子”上。这无论对于他们还是我们，都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次蓄意挑衅。他愣了片刻，面向我们致以军礼，以此方式表达歉意。

我从望远镜里看得出来，“大胡子”因为酒瓶被报销，恼火透顶，也一定觉得年轻士兵向我们表达歉意的举动愚蠢极了，他像一头凶猛的老熊，朝他的伙伴扑去，双手抓住伙伴的肩膀，使劲摇晃，还将伙伴的头往“钟楼”的铁壁上撞。

那年轻的士兵并不反抗，只是努力摆脱。“大胡子”非常有劲，他摆脱不开。“大胡子”的火气终于发作够了，罢手前，从伙伴头上扯下军帽，扔到了铁塔下。

军帽飘飘悠悠地落在雪地上。

那一天我才发现，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有一头浓密的、金黄色的卷发，这使他那种青年的英俊中增添了女性的优雅。

我不禁暗想，如果他穿的不是军装，胸前也不是冲锋枪，而是一条漂亮的领带，那么他会给人怎样的印象呢？

他从铁塔狭而陡的梯子上跑下来，去捡军帽。

“大胡子”也从铁塔上跑下来，将他推倒在地，抢先捡起军帽，挥舞着，喊叫着。

“大胡子”分明醉了。

那年轻的士兵要从他手中夺回军帽，他则绕着铁塔兜圈子。年轻士兵捉不到“大胡子”，冻得双手捂耳朵。

“大胡子”在他跟前跳来蹦去，手中挥舞军帽，像挥舞一件胜利品，快活得哈哈大笑。

“怎么回事？”郭晓东走到我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