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顶。我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平顶。站在瞭望塔上，会顿有“天高草低见牛羊”的感觉，边境线这边和那边几个村庄里的情况，尽收眼底。

一九六八年，农场划归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内。我在那一年，成为这一边境地区的公民。准确地说，是成为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我们连是战备武装连队。有了我们这个连队，原先一个班的边防战士调走了，调走的原因不详。从此我们就担负起了守卫祖国门户的使命，“接管”了我方那座高高的铁塔。我们将铁塔上那座小平顶房刷成了红色，使它成为我们“红色中国”的象征。我们称苏方那座铁塔为“钟楼”，称我们这座铁塔为“红房子”。“红房子”这种叫法是从上海知识青年中开始的，他们说它令他们想到上海的一家西餐馆。

我每天有四个小时是和班长郭晓东一起在“红房子”里度过的。有时白天，有时夜里。

郭晓东是上海知青，比我大三个月，那一年十九岁。他长得很文气，不太爱说话。他老家在苏北，上海知青背后都叫他“苏北佬”。他却并不气恼，也不往心里去，照样友好地对待他们。我和他不久便成了朋友。我喜欢他沉静的性格。同他在一起，我常感到自己的浮躁性格也变得沉静了。

我们在“红房子”里站岗，闲闷得无事，就将对面铁塔上的苏联士兵当成取笑的对象。两座铁塔相距不到百米，用八倍的望远镜看去，他们如同面对面站在我们跟前。

有两个苏联士兵，总与我们同时上岗。我们给其中一个起的绰号是“大胡子”。“大胡子”体格魁梧，颧骨高耸，长着一脸黑黑的络腮胡子。他在铁塔上来回走动时，身板笔直，步子很大，颇有哥萨克的风度。我们没给另一个苏联士兵起绰号。从望远镜里观察，他很年轻，大概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而且，他长得很英俊。真的！我只有在苏联电影中，才见到过像他那么英俊的苏联小伙子：一张瘦削而线条明朗的脸，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眸子中经常凝聚着一缕略显冷漠的沉思，一缕淡淡的忧伤。每次我从望远镜中注视着他那双眼睛，心中就不由得猜想：他可能刚失恋吧？合体的呢质军大衣，腰间被武装带一扎，使他更显得身姿潇洒。我和班长都非常羡慕他们的军大衣。我们的大衣太厚、太肥，穿在身上，使我们这些中国小伙子一个个都显得非常臃肿笨拙。

若扎上武装带，就更使我们一个个变成难看的绿色大蜘蛛了。天气不寒冷到极点，我们是绝不愿穿大衣上岗的。

我们不忍给那个年轻、英俊而潇洒的苏联士兵起个什么带侮辱性的绰号。因为他不仅有着和我们同样的年龄，更有着一张和我们同样的稚气未消的脸；或许，还和我们一样，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他那张脸，他那双凝聚着沉思和忧伤的蓝眼睛，他站在高高的铁塔上那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异常神圣的样子，会使想给他起个什么带侮辱性绰号的人自己内心感到羞耻。

“大胡子”分明是个老兵油子。他心中显然早就丧失了边防军人的神圣职责感。他经常莫名其妙地站在大铁塔上大喊大叫，叽里咕噜地扯着又粗又破的嗓子引吭高歌。还经常捉弄他那年轻的伙伴，哇啦哇啦地以老兵的资格大加训斥，甚至无缘无故打对方一拳，踢对方几脚。我看得出，他是在变着法儿自寻开心。在边境线上，能够自寻开心，是门不简单的学问。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成了他自寻开心的唯一对象。他的拳打脚踢纯粹是由于对方不与他配合，使他想开心而又不能真正开心起来，恼羞成怒的结果。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在我们的心目中，仿佛也是一种“物体”，是他们那高高的铁塔的一部分。“大胡子”不喜欢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我们不喜欢“大胡子”。

“一名好士兵。”一天，在我们的“红房子”里，郭晓东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一句。

我看了他一眼，见他正拿着望远镜朝对面观望。

那天很冷，零下三十几度。我们的“红房子”里有只小铁炉。我已生起了火，“红房子”里热烘烘的。我和他都半天没离开“红房子”了。

我问：“谁是好士兵？”

“那个年轻的。”他转过身，把望远镜递给我。

我走到小窗口，举镜向对面望。只见“大胡子”靠着铁塔栏杆，仰着脸，正高举酒瓶子喝酒。而那个年轻的士兵，则一动不动地站着，举着望远镜朝我们的“红房子”观察。冲锋枪横在他胸前，枪身挂了一层白霜。“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士兵，正是最坏的敌人。”我因为自己随口说出了一句含有点哲理的话而暗暗得意。

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