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方面面的工作调整，而大多数会员，艺术创作的冲动被压抑了整整十年，都一头扎进自己的创作计划里去，没谁愿协助机关做什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范大宣无奈，接下来的两年，就只能将萧文琪当成一名美协的机关工作人员来支唤。而萧文琪并无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陪同范大宣去看望住院的老同志，组织平反大会、追悼大会等事务性工作。总之，比当农民的时候作画的时间还少了。但萧文琪因为内心里感激着范大宣对自己的厚爱，倒也无怨无悔。创作一荒疏下来，三四年便见了分晓——别人的水平上去了，他本来功底就欠扎实，水平大大地退步了。某些日子，即使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竟也不敢落笔作画了。再接着他父母先后去世。他是个孝子，正所谓“子欲孝而亲不在”，整整一年跨不出悲痛的阴影。再后来，他似乎不想继续作画了。整天地足不出户，闭门谢客。别人都以为他从此颓唐了，事业上没希望了。其实他是在背地里研究大师们，从头补基本功。刚有所悟，并找到了新的感觉，美协又开始盖楼。范大宣唯恐那一过程生出什么腐败，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当基建临时办公室副主任，替自己监督着，顺顺利利地将宿舍楼盖起来。他沉默良久，点点头说：“范老师您放心，我当。”

那幢楼盖了两年，分了一年。

其间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事端，但楼毕竟盖得令美协上下都很满意。账目经过了两次例行的审查，清清楚楚，受到了审核单位的表扬。

分房子的时候，他结婚了。

因为他劳苦功高，领导班子建议，奖励他一套三居室。

他没接受，说那不好，说怎么轮也轮不到他住三居室啊。

他只按分配实际人口标准分到了一套两居室

从美协主席位置上退下来，挂任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又想到了萧文琪，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他已不好意思去跟萧文琪谈。和萧文琪谈话是新上任的美协主席。

谈完，萧文琪说：“容我考虑考虑。”

主席说：“这也是范老的愿望。你只是过去给他当名助理的角色，牵扯不了你多少精力的。教别人，正好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嘛！”

萧文琪听了，沉吟片刻，郑重地回答：“那我不用考虑了，我当。”

于是他成了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助理。一种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角色。三位领导他的人，乃国家任命的正局级、副局级。教务长觉得，即使从工作需要考虑，还是给校长助理一个级别为好。于是范大宣说：“那就是副处吧！”——于是萧文琪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名片，学校给印的，助理的头衔后边，括号里是“副处级”三个字。萧文琪感到不安，拿着问教务长：“这合适吗？”教务长笑道：“别认真嘛。”

萧文琪也就不认真了。

然而办学校对于他们，毕竟不像作画那么得心应手、轻车熟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起初一切还算顺利，生源也不少。半年后就不行了，坐四五十人的教室，空三分之二座位。不是他们课讲得不好，是由于几家大厂裁员，失业人数骤增，不安定气氛笼罩城市，人心惶惶。艺术的民间普及教育没了良好的经济背景，自然备遭冷落起来。租校舍的合同却一下子签了三年，生源不足也只能撑着，不能散摊。散不散摊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两年后，硬撑撑不住了，不想散摊也得散摊了。结算下来，四十万全赔光，还欠了几万房租。那时的人心，受着商业时代初潮的冲卷，已是变得很浮躁了。浮躁的人心，必然生出些阴阴暗暗来。于是揭发信雪片儿似的寄往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范大宣是很信任的，起初替他捂着盖着，却适得其反，揭发者们进一步把揭发材料寄到省纪委去了。四十万元在别的地方可以说是交学费了，但在省美术家协会这样一个单位，却意味着是一桩经济大案。一分钱也不能创收，年年由省里拨款养着的一个单位，拨给四十万元办学，学校没办下去，四十万元说没就没了？没了得一笔笔说清楚怎么没的啊。何况有一封封揭发信！于是省纪委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到美协进行调查。贪官已经揪出来些了，企业蛀虫也抠出来几条了，似乎就艺术家们的清白不受怀疑了。艺术家们在经济问题方面就肯定是些一尘不染的人吗？不信的人多，信的人少。

先是查账。而那账也的确经不起查。会计是公开招聘的，为了自己挣份工资，两年来一向报喜不报忧不说，也肯定往自己兜里揣过钱的。

然而那会计事先听到风声，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