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洞鼓起来，像只只攥紧的拳头。

“脱了外套。”老头把一件宝蓝色旗袍扔在旁边的木椅上，旗袍的领口还别着朵干枯的白玉兰，花瓣硬得像塑料。我摸了摸布料，冰凉滑腻，像摸在某种两栖动物的皮肤上。

换衣服时，我发现旗袍的内衬贴着块硬物，摸上去像个小相框。解开盘扣翻过来，里面果然缝着张寸照大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和橱窗里的是同一个人，只是表情狰狞，眼睛瞪得滚圆，嘴角淌着道黑色的线，像血。

，！

“别看不该看的。”老头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布帘外，右眼透过布洞盯着我，“穿上它，就得守它的规矩。”

摄影棚里只有一盏老式聚光灯，光线打在脸上像块发烫的烙铁。背景是面斑驳的墙，挂着顶民国时期的礼帽，帽檐下似乎藏着什么东西，轮廓像只缩起来的手。

“笑一笑。”老头举着台黑色的相机，那相机看着比他岁数都大，镜头蒙着层灰，像只浑浊的眼。我扯了扯嘴角，聚光灯突然闪了一下，刺得我眼睛发花。

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后颈。不是布料摩擦的触感，是冰凉的指尖，带着点潮湿的水汽，顺着脊椎往下滑。我猛地回头，摄影棚里空荡荡的，只有蓝布上的破洞在轻轻晃动。

“别动。”老头的声音像从相机里发出来的，“表情僵了，拍出来不好看。”

我转回头时，眼角的余光瞥见礼帽底下的东西动了一下。那不是手，是缕黑色的头发，正慢悠悠地垂下来，末梢扫过礼帽的边缘，像条吐着信子的蛇。

快门声响起的刹那，聚光灯灭了。整个摄影棚陷入一片漆黑，后颈的触感突然变得尖锐，像有人用指甲狠狠掐了我一下。我听见相机后面传来低低的笑声，不是老头的声音，是个女人的，又尖又细，像指甲刮过玻璃。

取照片的那天在下雨，雨点打在照相馆的玻璃上，像无数只手在拍门。

老头把一个牛皮纸袋推给我时，手指在发抖，他的右眼红得吓人，像刚流过血。“拿了就走，别回头，”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尤其是别在晚上看照片。”

我捏着纸袋走到门口，雨幕里突然飘过张红色的纸，捡起来一看，是张民国时期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新娘穿着红嫁衣，脸上盖着红盖头，新郎穿着黑色马褂，可他们的脚都悬在半空，像被什么东西吊起来的。

“十年前的事了。”老头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盯着那张结婚照，左眼的白翳似乎更厚了，“也是个姑娘，非要穿店里的红嫁衣拍照，说要给自己留个念想。”

他说那个姑娘和我一样，也是档案管理员，专门研究民国服饰。她来拍照的那天，带了本厚厚的日记，说嫁衣的原主人是她的曾祖母，民国二十六年死的，死的时候穿着这件嫁衣，脖子上有圈很深的勒痕。

“照片洗出来那天，姑娘说嫁衣里有声音。”老头用拐杖指着摄影棚的方向，“说她曾祖母在哭，问她为什么要抢自己的衣服。”

后来那姑娘就没来取照片。老头去档案馆找她，人家说她请假了，家里人也说她没回家。直到半个月后，清洁工在档案馆的地下室发现了那件红嫁衣，叠得整整齐齐，里面裹着张结婚照——照片上的新娘没有盖头，脸是空白的，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眼窝。

“有人说她穿嫁衣的时候，被原主人认出来了。”老头把结婚照扔进雨里，红色的相纸在水里泡开，新娘的轮廓慢慢模糊，露出底下另一张脸，和橱窗里的旗袍女人长得一模一样，“也有人说，是她自己不想走了，留在照片里当新娘了。”

雨突然下大了，我捏着牛皮纸袋的手指发白，袋角渗出点暗红色的水，滴在地上，像串小小的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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