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这刃口，能把木头推得比镜子还光。当年我爹用它给供销社做柜台，一天能推十二块板。”

孩子们的手指怯生生地伸过来，戴着手套在刨子上轻轻划过。“爷爷，您爹的手是不是很大？”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摸着刨柄上的凹槽，“这地方正好能放下我的手。”

“比你的手大两圈呢，”老人的拇指在凹槽里转了转，“他手上全是茧子，摸我头的时候，跟砂纸似的。”孩子们咯咯地笑，老人也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阳光。

消息传开后，古镇里的老人都揣着家当来了。张奶奶抱来个掉了漆的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六十年前的粮票，每张都平平整整：“这是我和老伴刚结婚时攒的，他省下饭票给我买红糖，自己啃了半个月红薯。”李大爷提着个铝制饭盒，里面是套磨得发亮的象棋，棋子上的字迹都快磨平了：“当年在生产队，收工后就蹲在田埂上玩，输了的得替赢家挑水。”

陈默让运营部的小姑娘给每个物件都配了“身份卡”，不光写着年代材质，还留出大半空白，让捐物件的人写下背后的故事。“不用写多好，”他给老人们示范，“就写‘这是我娘给我缝的第一个布书包’，‘这是我儿子满月时穿的虎头鞋’，越实在越好。”

最热闹的当属“爷爷的工具箱”展台。三五个老匠人凑在一起，把各自的家伙什摆出来：缺了角的锛子、磨短了的凿子、缠着胶布的卷尺。孩子们戴着白手套，在老人的指导下用小刨子推木块，木花卷着飞起来，落在他们的袖口上。

“慢着点，顺着木纹走。”退休老木匠刘师傅握着小男孩的手，“就像走路要顺着道儿，不能横着来。”小男孩的脸红扑扑的，鼻尖沾着木屑：“刘爷爷，您当年做过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

“给镇上戏台做过龙柱，”刘师傅的手在刨子上摩挲，“那龙鳞，一片一片凿出来的，阳光照上去，跟活的一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个铁皮盒，打开是枚生锈的铁钉：“这是当年剩下的，钉在龙嘴里的，你看这尖儿，还利着呢。”

孩子们围着铁钉叽叽喳喳，陈默站在门口看着，突然想起触摸展厅里的青铜鼎。那些纹饰再精美，不也是当年工匠一凿一凿刻出来的吗？博物馆里的唐三彩再珍贵，不也是某个窑工在某个清晨，用带着泥的手捏出来的吗？

有天傍晚，文物馆快关门时，来了个穿中山装的老人。他背着个牛皮包，颤巍巍地拿出支钢笔，笔帽上刻着个“林”字，已经模糊得快要看不清。“这是1953年，我教的第一个学生送的。”老人的手指在笔帽上轻轻打圈，“他家里穷，用鸡蛋换的钱买的。现在他也当爷爷了，在深圳教计算机。”

陈默给钢笔配了张身份卡，老人一笔一划地写着故事，手有些抖，字却工整。“他总说，我当年用这支笔给他们批作业，红墨水在纸上流得特别顺。”老人抬起头，眼里有光，“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以前的老师，是怎么教学生的。”

那天晚上，陈默在文物馆待到深夜。月光从窗棂漏进来，落在铜锁、木刨、钢笔上，那些包浆在月色里泛着柔和的光。他拿起那支钢笔，笔尖虽然锈了，笔杆却被摸得温润。突然明白，所谓文明，哪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张奶奶攒粮票的细致，刘师傅凿龙鳞的专注，是无数普通人把日子过成了故事，再把故事藏进一锁一刨、一笔一墨里。

百姓文物馆的名气渐渐大了，有记者来采访，问陈默这些旧物到底有什么价值。他没带记者去看那些最“值钱”的物件，而是拉着他们蹲在展台前，看一个小姑娘戴着白手套，轻轻摸着那把木刨。

“你看，”陈默指着小姑娘手掌的位置，“这里有个凹槽，是当年老人的父亲握出来的。现在这小姑娘的手放在这儿，正好对上。三辈子人的手，在同一个地方遇上了——这就是最金贵的。”

记者的镜头对准了那只交叠的手，闪光灯亮起时，陈默想起老人那天说的话。当时他把铜锁放进展台，老头摸着锁面的包浆，突然说：“我爹做这锁的时候，肯定没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人这么稀罕它。”

“他不用想，”陈默当时笑着说，“他只要把锁做好，把日子过好，就够了。剩下的，自有后来人记得。”

那天晚上，陈默又去了触摸展厅。王叔正在给新做的陶俑补“包浆”，手指在裂纹里游走。“百姓文物馆那边，要不要做些复制品？”王叔头也不抬地问，“让孩子们也能摸摸。”

陈默看着陶俑脸上被摸出的温润光泽，突然觉得没必要。那些老物件的温度，就在那道被磨平的棱角里，在那处被摸亮的包浆里，在无数双递过来的手掌里。就像古镇的青石板路，被一代代人的脚磨得发亮，却永远记得每一步的重量。

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