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但事先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就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很深。那一年他们那一座小城市还是县级市，每到春节，县委县政府慰问退休老干部，正科级的人也在慰问名单上的。在县城，谁熬到正科级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所长退休后，像是臭豆腐了，县委县政府的团拜车从不在他家门前停。连因为贪污受贿一百多万判了刑保外就医的一位副县长还经常有人背地里去看望呢，可除了所里的人，所长这个人似乎早死了，不存在了，被一切与他共事过的人彻底忘了。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儿。2000年后，全中国的cip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少则15%，多则高到20%，有一年高到30%！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意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儿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还说厂子有避税嫌疑，得一并调查清楚。砖厂属于生产企业，税额是根据销售单征收的，有什么高低呢？那砖厂用自己生产的砖盖了一处仓库，还盖了两排工人宿舍，这样的一批砖该不该收税，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硬收能不能收上来呢？估计也能。归根结底，企业怕我们，而不是反过来。但硬收那一定收得人家心里别扭，不服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厂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厂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他说他当时也知道，自己快被提拔为副所长了。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