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的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人的现象。

对于大学扩招，校方、学者与专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方认为——扩招无疑降低了教学水准。而且，并未真的缓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认为——即使同样面临就业难题，是大学生、硕士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机会的敏感、抓住机会的快速反应，那也还是要高过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比较而已。

我教过的大本生，尽管毕业前迷惘多多，我也忧心重重。但一年以后再一了解，绝大多数还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只有望洋兴叹。比如当记者、当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起码的应聘资格是大学本科。

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作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

诚然，她们对已从事的工作不尽满意。她们原本的愿景要理想得多。她们对工资尤其大为抱怨。她们不得不租房住，那么工资所剩无几。她们有心反哺父母，回报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算种想法。她们是断然买不起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她们的公敌，房价是她们所憎恨的。

但，她们总还是要结婚的。并且早几年毕业的，确乎大多数已结婚了，也多数在租房子住。他们不敢轻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后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艰难。

然她们并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么，迟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时，与她们相比，她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的命运将有先天区别。

她们曾是农家女，而她们的孩子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了。尽管清贫，那也还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而不再是农家儿女。

她们的农民父母，当年除了竭尽全力供她们上大学、读研，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无法给予她们哪怕一点点帮助。

而她们则不同。她们不但也会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大学、读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给予儿女胜任有余的帮助。即使并不执着地、刻意地，那种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给予，对于她们儿女已属幸事。最主要的——由于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了，她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给予她们的下一代的种种文艺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农村巨大得多。负面成长影响无疑是会有的，但与有益的成长影响相比，利大于弊是无须争论的。

大学教育改变了她们，她们则在下一代出生以后就改变着下一代了——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将是很深远的。

文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几位作家、诗人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中年女性产生过相当普遍并被证实相当长久的心性影响。并且其影响是良好的——起码她们一直这么认为。

舒婷的诗在当年对广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我因创作电视剧《返城年代》重读我这位好友的诗，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挚的、温暖的或滚烫的、深情的或庄严的诗句所感动。

舒婷的诗总体是温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几首气质庄严的诗，证明她不但是女诗人，还是时代思想的义不容辞的发言者、传播者。比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墙》《一代人的呼声》。

当年中国颇多具有广泛诗歌影响力的杰出的诗人——北岛、江河、梁小斌、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