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带着内警队两个执勤犯人一起,径直走进了宣教大楼,点名要找侯本福。
“侯本福,跟我走一趟。”干部的声音毫无波澜,眼神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侯本福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全身。¨5′0′2_t¨x^t\.,c\o·m/他强作镇定地问:“干部,什么事?要去哪里?”他试图从对方脸上找到一点信息。年轻干部避开了他的目光,生硬地说:“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语气不容置疑。侯本福的心沉到了谷底。这架势,绝非好事。他跟在干部身后,重新走向那道刚刚逃离的、象征着绝对管制的二门岗。路上,他忍不住又问:“干部,透个底吧?到底啥事?”毕竟平时都是脸熟的干部,侯本福还能以平静的语气问他一句两句。干部脚步顿了一下,似乎有点犹豫,最终还是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为难:“别问了,进去就知道了。”这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却更像一盆冰水浇在侯本福头上。完了,这分明是有备而来,连解释的机会都不打算给。再次踏入熟悉的监舍走廊,气氛却截然不同。狱政科另外两名干部正站在侯本福的监室门口,神情严肃。两名干部领着侯本福走到他的床铺前。其中一个干部指着那张靠墙的下铺,冷冷地问:“侯本福,这张床是你的?”侯本福点点头,喉咙有些发干:“报告干部,是我的。”问话的干部没再言语,上前一步,猛地掀开了最上面一层垫絮。然后,是第二层。当第三层垫絮被掀开一角时,一抹刺眼的红色和绿色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那干部动作粗暴地彻底掀开第三层垫絮——在垫絮与硬床板之间的夹层里,赫然整整齐齐地躺着一沓钞票!面额混杂,有百元的“红票”,也有五十元的“绿票”,厚厚一摞,目测应该有一两千元!“这是什么?!”干部的声音陡然拔高,像一道惊雷在寂静的监室里炸开,手指几乎戳到了那沓钱上,目光如刀锋般刺向侯本福。嗡——!侯本福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巨响,像被高压电瞬间击中,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向了头顶,又在下一秒退得干干净净,留下彻骨的冰凉和麻木!他眼前甚至短暂地黑了一下,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那沓凭空出现的钞票,仿佛看到了世上最荒谬、最恶毒的陷阱!“这不是我的!”侯本福猛地回过神,失声叫道,声音因为极度的震惊和愤怒而变了调,“干部!我绝对没有现金!更没有把钱藏在这里!这是陷害!绝对是有人栽赃陷害!”他急得额头青筋暴起,语速飞快,试图解释自己刚才检查得有多仔细。“侯本福!”另一个干部厉声打断他,脸上满是讥讽和不耐烦,“你认了吧!这不是你的难道是我的?不是你的钱,难道别人吃饱了撑的,把自己的钱偷偷塞到你垫絮底下帮你藏起来?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他根本不给侯本福任何辩解的机会,手一挥,对旁边的年轻干部命令道:“别废话了!先带走!关禁闭室!有什么话,到那里去说清楚!”报数声短促有力,带着一种临战前的肃杀。报数完毕,侯本福锐利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熟悉又紧张的面孔,声音低沉而清晰地穿透凝滞的空气:“为什么紧急集合,大家心里都清楚!多余的话我不说,只说一句:进去以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心里要有数!万一……我是说万一,哪个兄弟的什么东西没藏好,被查到了,是加刑还是集训,都得自己扛起来!记住,是条汉子,就别东拉西扯,牵连这个,牵连那个!一人做事一人当!”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听清楚没有?!”“清楚了!”稀稀拉拉但还算整齐的回应响起,带着几分悲壮。“好!目标,监舍区!进二门岗以后,不要列队,分散走,动作自然点!别慌!向右——转!齐步——走!”一声令下,这支特殊的队伍如同一条绷紧的弦,快速而沉默地涌向通往监舍区的二门岗。沉重的铁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关闭,隔绝了宣教大楼相对宽松的世界,将他们重新投入高墙电网下森严的秩序之中。突击查监,在监狱或看守所里是再平常不过的管理手段。有时是针对个别“刺头”或重点监室的有目的“点查”,有时则是覆盖整个监区的、无死角的“大扫荡”。这次,毫无疑问是后者,而且是新上任的狱政科刘副科长亲自指挥的、带有强烈“立威”和“整肃”色彩的大行动。对于宣教科这群特殊的犯人来说,查监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查监的人。以往,就算狱政科组织大查监,宣教科也享有某种不成文的“特权”——通常是由曾科长象征性地组织“自查自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