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敲在侯本福的心上,“至于钱?至于工资?那更是不值一提的身外之物!钱是拿来做什么的?不就是让我们活得更好、更安心、更健康、更平安的吗?现在能用这点钱,为你买个平安,买个放心,让你顺顺利利减刑出去,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的投资?”
侯本福彻底沉默了,像是被洪丽连珠炮般的质问钉在了原地。他无言以对。内心深处,他明白洪丽说得对,残酷的现实逻辑就是如此。但他更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和无力。他没想到,连身为监狱干警、体制内一员的洪丽,对“职权”被滥用、被扭曲成勒索工具的现象也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是无法抗拒的潜规则。这让他清晰地认识到,“职权”一旦落入某些毫无底线的人手中,会变成一个多么可怕、多么令人绝望的怪物。它能轻易碾碎任何个体的挣扎和坚持。洪丽看着侯本福沉默而痛苦的表情,知道他内心在激烈挣扎。她放缓了语气,从现实处境、减刑机会、刘副科长的为人性格、“赵派”门徒的得势局面等各个角度,又条分缕析地给侯本福讲了一遍利害关系。她的分析冷静、务实,甚至带着一丝冷酷,却直指核心——在绝对的权力不对等下,个体的抵抗往往是徒劳且代价巨大的。最终,侯本福所有的辩驳都显得苍白无力。在洪丽严密的逻辑和沉重的现实压力面前,他只能选择屈服。他沉重地点了点头,从喉咙深处挤出两个字:“好吧。”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认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缴械。他不得不打心眼里,认同洪丽那套在无奈中寻求生存空间的分析。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了。洪丽明天就会带来那一万块钱。这笔钱,成了侯本福接下来在渡口桥监狱这潭浑水中“平安渡劫”的首付款。至于“全款”是多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报价。洪丽叹了口气,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悲凉说:“最坏的情况,大不了你在这里待几年,一年‘投喂’他一万。就当是喂狗看门了。”这个数字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了侯本福的心上。为了他,洪丽都是毫不犹豫的付出。最后约定:明天下午洪丽下班前,侯本福去她办公室拿钱。与洪丽见面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与刘副科长第二次“聊天”后的第三天,宣教大楼里弥漫着一种日常的、略显慵懒的气息。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斜斜的光斑。编辑室里,侯本福正埋头审阅《新生报》的清样,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试图驱散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屈辱和不安。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打破了这份表面的宁静。“侯主任!不好了!”洪勇发像一颗炮弹一样冲进编辑室,脸色煞白,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手里还捏着几份刚送回来的报纸,气息都喘不匀,“狱……狱政科!在里面查监!大查监!已经开始了!”侯本福猛地抬头,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桌面上,滚了几滚。他强迫自己镇定,声音却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紧绷:“查到哪个监区了?大概还有多久会查到我们宣教科?”洪勇发抹了把汗,语速飞快:“我出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八监区!动作很快!我是一路小跑回来的!最多……最多还有一个小时,肯定就查到我们这边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快!”侯本福猛地站起来,椅子腿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洪勇发,你立刻去楼上通知文艺组所有人!何哥!”他转向旁边同样惊得站起身的何伦发,“你马上去教研室通知!动作要快!我去干部办公室报告!所有人,三分钟后在楼下紧急集合!快!分头行动!”三道身影如同离弦之箭,瞬间冲出编辑室。侯本福冲向干部办公室,急促地喊“报告”,还没等里面叫“进来”便几步进去简单汇报了情况。干部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想到宣教科监舍里那些心照不宣的“违禁品”,脸色都凝重起来。三分钟,如同三个世纪般漫长又转瞬即逝。楼下空地上,宣教科二十多名犯人已经迅速集结完毕。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不安,眼神慌乱地交流着,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慌感。有人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仿佛那里藏着什么烫手的山芋。“立正——!”侯本福站在队伍前,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威严和平稳。他深知,此刻他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一!”“二!”“三!”…… 报数声短促有力,带着一种临战前的肃杀。